最近全球油價下跌,令美國和日本這樣的石油消費國受益,而嚴重依賴石油出口的俄羅斯、伊朗和委內瑞拉等國則淪為輸家。中國是原油進口大國,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對於這波自2009年以來幅度最大的油價下跌,中國的反應是大量購入石油,因而該國在2014年底的戰略石油儲備量達到了一年前的兩倍。上個月,中國又實施了另一個獲取更多供應的舉措:該國最高經濟規劃機構國家發改委指示國內成品油煉油企業囤積原油,每月向政府提供自己的最新庫存數據。陳懋修(Matt Ferchen)是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學者。他的最新研究領域側重在中國能源部門及其和新興經濟體的政治經濟聯繫上。在本次採訪中,他談到了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以及對於中國的節能之路來說,油價下跌存在着怎樣的影響。
問:原油價格已經跌至五年低點,中國的一個反應是擴大戰略石油儲備。這個機會它把握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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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esy of Matthew Ferchen
陳懋修
答:和美國相比,中國的儲備量相對較小;美國可以維持數月,中國大概只能維持數周時間,所以中國真的有必要擴大儲備。雖然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也已經回落,降低了中國進口的總體價格,但這並沒有解決中國面臨的長期能源安全問題。這終究將不利於中國經濟及其對能源安全問題的考量。
問:中國消費者從油價下跌中獲益了嗎?
答:油價下跌應有助於降低通脹。不過,我聽說中國汽油的零售價格基本平穩,這意味着石油企業本身以某種方式提高了盈利能力。我認為,在中國,誰真正從油價下跌中獲益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尚不清楚,在美國,情況就很明顯——受益的是消費者,但是這也有一個缺點,因為之前大家有更多的動機購買能效更高、更省油的汽車,現在美國已經形成了這種購車趨勢的苗頭,但油價下跌可能會對其造成打壓。
因此,即使中國消費者享受到了更低的汽油零售價格,這對中國究竟是好是壞也很難說。當你試圖推進節能目標時,油價卻下跌了,這會帶來複雜的影響。
問:中國與一些東南亞鄰國在南海存在領海主權爭端,油價下跌有可能會導致中國減少在那裡的能源資源勘探活動,從而緩解他們之間的緊張局勢嗎?
答:我不認為這會緩解緊張局勢。我覺得,中國將繼續進行資源勘探。它進行的很多探勘活動只是為了看看那裡有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說,油價如此之低,對中國的勘探工作是個不利因素,但我認為,由於中國的國有企業存在着不同的投資期概念,並且面臨不同的經濟激勵措施,特別是與私人公司相比,因此他們會繼續開展已經制定的計劃。
終究來說,中國的國營公司不用支付私營公司需要付出的那些成本。舉個例子,如果你賒賬開展勘探活動,就像美國的頁岩開發那樣,那會有一個有限的投資期,最終你需要把錢還給某人。但中國國有企業沒有這種問題。
問:俄羅斯因其在烏克蘭的行動遭受了西方制裁,而且石油出口收入也減少了,為此它的經濟陷入了困境,俄羅斯會向中國靠攏嗎?
答:我覺得,中國在能源交易上的考慮,取決於更為有利的油價談判地位,所以中國對和俄羅斯合作的興趣增加了。另一方面,俄羅斯現在的選項很有限,所以也願意達成更多的協議。我認為,俄羅斯一直都很希望展示,它確實能在市場上找得到替代買家,而且能在一個被描繪為對非傳統勢力(比如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的利益充滿敵意的世界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戰略性合作夥伴。俄羅斯目前承受着制裁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雙重壓力,因此需要一個合作夥伴。我認為,雙方合作既有實質利益的推動,也有展示延續夥伴關係的動機。
問:那麼中國與伊朗的關係如何?伊朗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由於發展核計劃,它遭到了國際制裁。
答:我覺得更有趣的問題是:在中國眼裡,從政治進程的角度而言,中東的哪些東西是穩定的,哪些不穩定。在美國眼中,伊朗不僅在核政策上有問題,而且也是敘利亞等政府的支持者,因此是該地區很多問題和不穩定局勢的一個主要來源,但中國的看法不是這樣。中國對美國和伊朗的緊張關係感到擔心,希望他們能靠談判的方式取得結果。
在談到中國在中東的利益時,中國官員和學者經常提及該地區在政治、能源生產和運輸上的穩定性問題,而且越來越多地提及該地區的不穩定局勢可能和中國國內部分地區的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存在聯繫。因此,如果美國和伊朗能夠實現關係正常化,從而增加伊朗石油的輸出,並讓伊朗在緩和地區緊張局勢的努力中發揮更具建設性的作用,那麼美國和中國可能就會把伊朗視為一支有助於中東穩定的力量,中美都表示希望能這樣。
問:油價下跌將如何改變中國追求可再生能源的動力?它會幫助中國實現其阻止氣候變化的目標嗎,比如在2030年左右該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峰值?
答:我覺得,油價下跌對可再生能源有弊無利。如果汽油零售價也相應降低,可能就會對可再生能源造成負面影響,因為這會促使人們更多地使用車輛、購買車輛,導致空氣質量惡化。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從油價下跌中獲了益,能把這些錢拿出來,投入到其他類型的節能政策上,那可能就是件好事了。政府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推出一些更加綠色的計劃。
問:在一次給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做的講座中,你說在2014年,能源以一種自七十年代以後前所未見的方式回歸了世界首要議題之列。你能不能闡釋一下這對中國意味着什麼?
答:在美國,20世紀70年代,公共政策、學術和非政府組織對跨國公司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的監督有一個顯著的融合。許多——儘管並非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美國能源和其他採掘業企業所扮演的角色上。由於70年代的兩次OPEC石油危機,人們愈發關切美國的整體能源安全,且很多人也開始追問美國跨國公司的個體利益是否和美國整體的國家利益一致。作為回應,政策制定者通過了像《海外反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這樣的法律,學者開拓了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一領域,環境與勞工類非政府組織也開始重新審視跨國公司的海外行為。
過去十年中,中國經歷了自己對外直接投資的激增,尤其是在能源和其他採掘業方面。在很多國家,比如蘇丹、緬甸和委內瑞拉,中國國有企業和銀行的行為可以說帶來了意外和多餘的外交政策難題。所以現在是時候讓中國經歷其政府與公民對中國公司海外行為如何影響國家利益的理解和管理方式的新生了。